保险诈骗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保险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2001年11月10日，被告人张某经营的货车给货主林某拉桔子到漳州诏安。次日凌晨2时许，车由无证的林振华驾驶至漳州平和诏平线路段发生翻车事故，造成林振华当场死亡，车上的张某、陈景阳、林敦标三人不同程度受伤。当日上午，福建省平和交警向被告人陈景阳和被告人张某作笔录，被告人陈景阳如实陈述了发生事故的经过。当日下午，伤亡人员的家属林孝传、吴贞春、张作文、许良木等相继赶到了平和县医院后，得知当时车由无驾驶证的林振华驾驶，保险无法理赔时，为了取得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就商量决定叫有驾驶证的陈景阳承担下来，并对被告陈景阳因此而被吊销驾驶证所引起损失的补偿问题也达成协议，被告人张某同意。第二天，被告人吴贞春、张作文到平和交警大队找经办人林锋送2000元 “疏通关系”后，平和县交警大队民警林峰等按六被告人意思作了虚假的笔录，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陈景阳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2002年2 月，张某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取得保险索赔款82695.59元。后因分赃不均而案发。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82695.5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被告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虽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他们是本案的共犯，他们对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相同的，也是明知的，而且均参与实施了诈骗保险金的行为，根据刑法共同犯罪的规定，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关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问题，这是刑法对参与保险事故调查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时，如何适用法律所做的特别规定，并不能就此认为，只有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其他人不能构成。因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出于不同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还有可能构成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也构成保险诈骗罪。他们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均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属共犯，应当按该罪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82695.5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罪，应依法处罚。而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首先，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保险诈骗罪的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其他不具备此身份的人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该条第四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可以构成该罪的共犯。因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主体和共犯主体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上述四被告人均不属于保险诈骗主体和保险诈骗共犯的主体;其次，被告人吴贞春等四人在实施指使被告人陈景阳改变供述时，是在交警部门侦查阶段实施了，是侵犯了交警部门的侦查管理秩序，是独立的一个行为，他们虽然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有共同诈骗保险故意，但他们所实行的指使被告人陈景阳作虚假供述客观上是妨碍了交警部门正确作出责任认定，与保险诈骗直接结合的是事故的责任认定行为，他们指使他人改变供述的行为与保险诈骗行为是间接结合，不是共同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环节，他们侵犯的交通证据管理秩序，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的共犯。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在处理交通事故和保险索赔过程中，用威胁等方法指使被告人陈景阳向平和县交警作伪证，其行为应当是构成妨害作证罪。

　　评析：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

　　一、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违反国家保险法规，编造虚假事实，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了违反保险法规定，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主观方面是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为目的。妨害作证罪，是指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非法方式阻止证人依法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从上述两罪来看，要区分出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与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诈骗保险金中是共犯，还是不同犯，笔者根据各自犯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及主客观方面的特征作如下分析：

　　1、主面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四人虽然对被告人张某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明知的，但他们并没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故意，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完全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要求。

　　2、在客观和侵犯客体方面上。他们虽然均以唆使的方式参与诈骗保险金活动之中，但他们的行为与诈骗保险金行为不存在直接结合，而是间接结合，直接结合诈骗当属共犯，但如果间接结合(即各自实施数个行为结合起来诈骗的)，则应当根据各自己犯罪的特性进行分析。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属于一种待定的犯罪行为，如果能够满足其它更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就应以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没有更具体的罪名定罪量刑，才能够按“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的原则定罪量刑。在这方面上，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在诈骗保险金过程中只起了间接作用，是间接结合，真正与保险诈骗直接结合的是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责任认定。所以说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在交警处理事故中是指使了被告人陈景阳作伪证，致使交警部门在责任认定上出了偏差，造成责任认定的错误，他们的行为和所侵犯的客体应当说是独立存在的，所侵犯的客体是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管理秩序，并侵犯了在交警处理交通事故中所含隐着的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秩序，从主客观和所侵犯的客体方面上，他们的行为已经独立满足了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当按更具体的罪名—妨害作证罪定罪量刑。

　　二、从共同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共同犯罪故意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是缺一不可的。而本案的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林作文、许良木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明显的，但客观上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保险诈骗整个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也不符合“部分实施整体责任”的共犯刑事责任认定原则。因此，他们的行为不能作为本案中的保险诈骗共犯。

　　三、至于第一种意见中，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保险诈骗的共犯，持这种意见的人是简单将被告人吴贞春等四人的行为视为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直接结合犯罪;其次，简单地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与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结，共同实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应当以共犯论处”，将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等四人认为是共犯。这种意见显然是存在罪责不当的刑事价值取向，是有误的。

　　因此，被告人吴贞春、林孝传、张作文、许良木的行为是构成妨害作证罪，而不是与被告人张某、陈景阳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