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认定

 　　　我国《刑法》第262条第1款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我国《刑法》第262条第1款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实践中,很多不法分子首先拐骗一批未成年人,然后组织其进行违犯治安管理的活动。由于拐骗儿童罪的客体必须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客体是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此当行为人拐骗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又组织他们进行违犯治安管理的活动时,只能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这两罪产生竞合的问题是在客体均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时。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先行的拐骗行为是后续的组织行为的手段,而后续的组织行为则是目的行为,且在行为人的主观上具有牵连性,因此构成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罪处罚。

　　《刑法》第262条第1款规定的拐骗儿童罪的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或拘役;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则有两个量刑标准,一般情况下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情节严重时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我们认为在案件不具有严重情节时,对行为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处罚;反之,则应按照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处罚。

　　如果行为人实施拐骗儿童行为的时候并不是以组织其进行违犯治安管理活动为目的,而是在将未成年人拐骗到手后起意,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犯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则显然分别构成两个罪名,应当以拐骗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并罚。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而本次新增《刑法》第 262条第3款的所指的“组织”,在司法实践中多表现为操纵、控制、策划、诱骗、招募、引诱、暴力胁迫、威吓等手段,“组织”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暴力行为在其中,因此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时,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威胁、恐吓等,属于一个行为触犯两种罪名的情况,应当作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修正后的《刑法》第262条第3款规定:“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比较可见,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时候行为人使用暴力方法伤害未成年人的,如果没有构成重伤,则修正后的《刑法》第262条第3款的罪名处刑较重,应当以此罪定罪量刑;如果造成了未成年人重伤、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未成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如果行为人在胁迫或威吓未成年人实施违犯治安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未成年人不愿服从或企图逃跑而心生杀意,杀害了未成年人,则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两罪并罚。

　　

　　在山西大同警方破获的胡艳案件中,行为人最初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的小偷小摸行为,没有达到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仅仅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活动;然后当他们“越偷越大”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违犯治安管理的活动,而是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行为。我们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胡艳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所以不能将胡艳理解为间接正犯,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刑法对胡艳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刑法经过修正之后,胡艳的行为即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第二个阶段,胡艳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阶段,由于此时胡艳组织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因此胡艳即为间接正犯,应当以其组织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所构成的罪名处罪,即胡艳构成盗窃罪。而这两个阶段的行为是分别独立的,不存在牵连与吸收的关系,因此对胡艳应当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盗窃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