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ilitarian Theory About Law,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
标准来研究
法律的方法。其创始人是J.边沁和J.S.密尔。边沁认为，人类有两个主宰，即苦与乐。这两个主宰给人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人的天性是避苦求乐，法律功利主义就是要遵循人的天性。既然避苦求乐或谋求功利是人们
行为的动机，它也应该是个人和政府活动的准则，也是
道德和
立法的准则。苦和乐的价值是可以用算术计算出来的，立法者的任务就在于计算苦乐，最好的立法是能够促进社会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立法。为了确保社会幸福，政府及其立法应该达到四个目标：保护
公民的生计（口粮）、富裕、
平等和安全。在这四个目标中，安全是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目标，安全包括保护公民的人身、荣誉、地位、
财产以及法律规定的各种期望的安全。
自由也是安全的重要内容，但有时也必须服从对一般安全的考虑；法律应该为刺激人们获得财富创造
条件并保护人们的劳动成果。这是从乐的角度考虑法律的作用。从苦的角度来说，法律所规定的惩罚是一种苦，它可以用来制止更大的苦。最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那么，怎样衡量和估计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避苦求乐的原则呢？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首先，看法律草案的假定行为，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乐多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益的，否则就违反了避苦求乐原则；其次要看法律草案的假定内容是否遍及所有的关系人，因为社会的利益是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第三要看法律草案规定的内容
受益人与受害人的比例，受益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符合功利原则，反之就违反功利原则，而违反功利原则的法律草案应该舍弃。密尔赞同边沁的观点，认为行为的“是”与其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行为的“非”与其产生不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是利它的而非利己的，因为它的理想有关所有人的幸福。但是，密尔的时代已经不是边沁的时代了，密尔强调的功利主义同边沁的思想有所不同。例如，密尔强调苦乐除了有量的区别外还有质的区别，强调人们由于经验和智慧的不同对于苦与乐的理解也不同，强调个人在
法律原则下的最大自由。功利主义
法学理论和方法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当代西方
国家如英国、美国的政治制度和
法律制度仍带有功利主义法学影响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