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婚

　　早婚指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的行为，也泛指历史上人们曾在较低的法定年龄结婚的行为。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法定婚龄较低，如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规定的适婚年龄是男子满14岁，女子满12岁。中国唐玄宗二十二年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岁以上听嫁”(《唐会要·嫁娶》)。早婚危害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容易导致早育，使人口过快增长，不利于中国目前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

　　违反婚姻法关于婚龄的规定，过早地自行结婚，就是早婚。这种婚姻，即使是出于双方自愿，也是不合法的。

　　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也就是说早于这个年龄是早婚，反之则为晚婚。

　　我国旧社会长期盛行早婚，有的才14岁、15岁，甚至更早就结婚，这同封建宗法观念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早婚逐渐成为中国婚姻制度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且一直影响至今，特别是农村等偏远地区更为突出。1949年，我国有半数妇女在不满18岁时结婚。建国后，国家大力提倡晚婚，并在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低于这个年龄就不予登记，不准结婚。这是针对我国早婚习俗而定的，而并不是说这个年龄最合适。我国青年发育到完全成熟一般约在23岁到25岁之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1980年新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为最低的婚龄。这个法定婚龄适合我国青年长身体、求知识、作贡献的要求，符合现代各国呈现的推迟结婚的普遍趋势，它兼顾了我国城乡的实际情况，是完全可行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地区早婚又有发展蔓延的趋势。目前，全国早婚人数高达当年结婚人数的20%左右，早婚仍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时期，过早地为其订立婚约，促其早恋、早婚，不仅影响其身心健康，而且影响其学习、事业和前途。从总体上看，由于未成年人社会成熟度不够，缺乏深思熟虑，不善于处理早恋、早婚与学习、工作的关系，他们不完全具备缔结婚姻所必需的智力水平和社会经验，有些甚至对结婚行为的性质都不了解，往往造成不良的后果，而且会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均为不满 18周岁的人，为他们订立婚约，违反了我国婚姻法，是违法的行为。不到法定婚龄的早婚，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政府均可依法宣告早婚无效。对早婚者应进行批评教育，必要时可视情节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或其它法律制裁。

　　另外，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大多属父母家长包办婚姻，有些还属于买卖婚姻，未成年人难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盲目听从父母家长的安排。对包办、强迫或买卖未成年人早婚的人，应给予一定的法律制裁。拐骗妇女使其与他人早婚的，或暴力干涉妇女婚姻自由使其早婚的，应由人民法院依法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再者，早婚往往导致早育，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抽样调查统计：1987年早婚人口所生的新生婴儿达250万，而同年我国新生人口总数为1500万。早婚不但增加了国家的人口压力，而且也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并且可能危害下一代的健康。

　　早婚、早育，无论对个人，对子女以及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害无益。青年时代是身体发育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记忆力好，精力充沛，努力学习，加强实践和锻炼对一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过早结婚，建立了家庭，通常也会过早生育，这对女性本人的身体和胎儿的发育不利。因为20岁以前虽然身体内各种重要器官逐步发育成熟，但骨骼要到23岁之后才能完全钙化，而妊娠分娩对生殖器官、骨盆腔、腰骶椎骨及盆底肌肉影响很大。青年妇女本身需要充足的营养继续促进骨骼和发育，如果怀孕子宫内的胎儿更需要母亲供给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不仅会影响母亲本身的发育，对胎儿的发育和健康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另外，早育的青年妇女在分娩时难产的发生率相对增加。据一些资料说明，宫颈癌的发生率早婚比晚婚高3～7倍，尤其是18岁以前结婚者可高达20倍;20岁以前生第一胎的宫颈癌的发病率比25岁以后生第一胎的高7倍多。由于年轻妈妈的生活经验少，对子女的哺育、教养更缺乏经验，有了小家庭，要担任好母亲、妻子的角色，当然要付出较多的精力，影响集中精力学习知识和工作，这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子来说，尤其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显然是不利的，对教育子女也不利。就社会而言，早婚、早育带来的人口问题更不忽视。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以100年计，每代人在25岁生育，则 100年只有4代人，而如果在20岁生育，则100年内就有5代人，所以，虽然一代人生育时间只差5年，若拿到社会这个大背景下看，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青年男女都应响应国家的号召，自觉实行晚婚晚育。

　　综上所述，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均违反了我国婚姻法中有关法定婚龄的规定，违反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违反了我国宪法有关计划生育的原则，甚至有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包办、买卖婚姻，这都是违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