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分类

 宪法的分类
宪法分类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宪法划分和归纳为不同类型的活动，是宪法和宪法学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宪法分类包括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分类和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分类。
(一)资产阶级宪法学的分类
资产阶级宪法分类既包括传统的宪法分类，也包括现代的宪法分类。在此我们主要阐述传统的宪法分类，或者说是形式上的宪法分类。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是英国学者J．蒲莱士1884年在牛津大学讲学时首次提出的宪法分类。这种宪法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为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成文宪法是指具有统一法典形式的宪法，有时也叫文书宪法或制定宪法，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法律文件上既明确表述为宪法，又大多冠以国名。如《日本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等等。尽管17、18世纪自然法学派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成文宪法思想最重要的渊源，但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91年法国宪法则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因此，成文宪法是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资产阶级为了保障人权、确立新的自由主义政权体制而制定出来的。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是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则是不具有统一法典的形式，而且散见于多种法律文书、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的宪法。不成文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虽然各种法律文件并未冠以宪法之名，但却发挥着宪法的作用。英国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宪法的主体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件构成，包括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的《国会法》、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1928年的《男女选举平等法》、1969年的《人民代表法》，等等。英国之所以产生并长期保持不成文宪法，主要取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英国民众对不成文宪法形式的习惯和认同。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也是英国学者J．蒲莱士最早提出来的。他在《历史研究与法理学》中，以宪法有无严格的制定、修改机关和程序为标准，将宪法分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刚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不同于一般法律的宪法。对此，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不是普通立法机关，而往往是特别成立的机关；二是制定或者修改宪法的程序严于一般的立法程序；三是不仅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不是普通立法机关，而且制定或修改宪法的程序也不同于普通立法程序。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刚性宪法的国家。其理由在于，既然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应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最高的权威性，那么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机关应比一般法律的制定机关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制定或修改宪法的程序也应比一般法律更加严格。
柔性宪法是指制定、修改的机关和程序与一般法律相同的宪法。在柔性宪法国家中，由于宪法和法律由同一机关根据同样的程序制定或者修改，因而它们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并无差异。实行不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也是柔性宪法的国家，英国即其典型。
3．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和协定宪法。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和协定宪法，是以制定宪法的机关为标准对宪法所作的分类。钦定宪法是指由君主或以君主的名义制定和颁布的宪法。钦定宪法奉行主权在君的原则，它往往产生于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资产阶级虽有一定力量但还不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181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八颁布的宪法、1848年意大利萨丁尼亚王亚尔培颁布的宪法、1889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宪法和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等都属于钦定宪法。民定宪法是指由民意机关或者由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民定宪法奉行人民主权原则，至少在形式上强调以民意为依归，以民主政体为价值追求。协定宪法则指由君主与国民或者国民的代表机关协商制定的宪法。协定宪法往往是阶级妥协的产物。当新兴资产阶级尚无足够力量推翻君主统治，而封建君主又不能实行绝对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协定宪法也就成为必然。如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英王约翰在贵族、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强大压力下签署的；法国1830年宪法就是在1830年革命中，国会同国王路易?菲利浦共同颁布的，等等。
毫无疑问，由于资产阶级学者对宪法所作的传统分类主要立足于宪法形式上的法律特征，因而不仅未能揭示宪法的阶级本质，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意义含混之处，因此是不科学的。尽管如此，这种分类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分类
随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也随之得以制定。由于无产阶级政权及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权，因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之间也存在本质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以国家的类型和宪法的阶级本质为标准，把宪法分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这种分类方法最鲜明的特点在于揭示了宪法的本质，反映了宪法的阶级属性，因此是科学的分类。与本质分类相联系，列宁曾经指出：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列宁的这一论断被宪法学者概括为以宪法是否与现实相一致为标准对宪法进行的分类。尽管宪法条文是否与客观现实相脱节的情况极为复杂，因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在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民主宪政作为国家管理的价值追求时，列宁的这一认识也就颇具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字面上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或者说书面宪法，至少在两大环节上与客观现实密不可分：一是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宪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宪法规范的具体表述，都必须立足现实，从客观实际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条件出发。如果书面宪法没有客观现实基础，那么也就意味着宪法的具体规定没有现实针对性，就不能促进社会现实的发展。因此书面宪法必须来源于现实。二是书面宪法制定后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必须实实在在地调整各种现实社会关系，否则，再好的宪法也等于一纸空文。因此，科学、有效地将宪法与现实相联系，是我们学习、研究宪法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