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散诉讼

       应当从保护股东权益和公司人格维护的平衡之角度理解公司解散诉讼中的诉讼事由;从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股东滥用诉讼权利与对其他相关人员利益的保障之角度理解公司解散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而决定具体的审理程序和判决形式的因素应当是公司解散诉讼这一特殊的诉讼形式，股东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公司解散诉讼必须采用着重调解的审理方式，公司解散与清算之间的衔接决定了法院应在判决解散的同时指定清算。

　　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新《公司法》在肯定了自主解散程序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制解散制度。《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与之相关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这就使公司强制解散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2008年5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公司强制解散和强制清算诉讼，本文拟结合《若干规定》分析公司强制清算诉讼中的程序法理。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公司解散的诉讼事由有三：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继续存在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前两项可以说是实体方面的事由，后一项则是程序方面的事由，可以称之为公司解散诉讼的前置程序。

　　公司强制解散中的最为重要的实体事由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困难也是公司僵局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公司经营管理困难之称谓高度抽象，实践当中难以把握。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出现的情形多种多样，原因各不相同。有些是基于市场波动之原因，有些则是产品没有占领技术之最高点;有些原因是暂时的，有些原因是结构性的……。将所有的经营困难都置于强制解散中，也与对公司僵局之一般的理解明显对立。按照一般理解，如果公司困难只是暂时的、可排除的，或者是由其他非股东矛盾原因造成的，或者没有发生公司机构陷入瘫痪无法运行的情形，则不构成公司僵局，也就不能诉诸司法解散[1]。所以，这种“公司困难”必须是由于股东内部矛盾引起的，并造成公司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构陷入瘫痪状态，且是持续性的，不可排除的。必须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的四项情形，否则就会使股东权益之保护和公司稳定性之追求之间出现不平衡。

　　股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也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这不仅是因为公司股东享有的权利是多重的，而不是一元的，而且还因为何为“重大”的标准不好把握。依据《若干规定》第1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的稳定性优位于公司股东的一般权益之保护，只有在公司的结构性矛盾之存在对股东之公司管理权构成实质侵害的情况下，才能提出公司解散诉讼。《若干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若干规定》同时还规定，在公司出现亏损，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股东也不能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其理由在于此种情况下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可以根据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提出破产申请，或者由债权人申请破产。如果少数股东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有异议，则必须在提出确认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撤消该决议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管理层提出破产申请。

　　当然，《若干规定》列举的任何一个事由都具有单独的导致公司解散诉讼发生和判决公司解散的效力，问题在于股东以一个事由提出解散公司诉讼被驳回后，股东可否以其他事由提出新诉。对之《若干规定》的态度原则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其在第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解散公司诉讼请求后，提起该诉讼的股东或者其他股东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是说法院就某一事由作出的驳回判决对其他事由不具有既判力。笔者的态度是应当从防止恶意诉讼，避免公司重复被诉的角度出发，根据新事由出现的时间而区别处理。如果该事由出现在原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过程中，股东们故意不提出，则以后应当丧失再诉的权利。

　　从维护公司的稳定出发，在公司出现僵局时，立法者要求股东、公司管理人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即通过内部救济方式实现矛盾的解决。《公司法》对内部救济的途径没有作出规定，而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则[2]，将这一问题交给公司自身。笔者认为，当公司陷入僵局时，股东之间已经水火不容，实践中打破僵局的方式有：其一，一方退出，矛盾消除;其二，各方同意解散公司。所以，提起诉讼的股东只要证明其履行了以下两项义务即可：第一，向其他股东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但其他股东在规定期限内未予购买;第二，股权无法转让的，向其他股东发出解散公司通知书，但其他股东在限期内不作答复或者不同意解散。如果经过以上两道程序仍然不能打破公司僵局，则应认定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1.持股比例。《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为“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这是国外立法例通用的量化比例。要注意的是，第一，这里使用的是“表决权”而非“股份”的概念;第二，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理解为既可以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单个股东，也可以是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多个股东。

　　2.持股时间。《公司法》第183条没有对持股时间进行限制，而国外立法例普遍对原告股东的持股时间予以限制，如日本和台湾地区法律要求股东在起诉之前连续六个月持有10%以上的股份。所以，对持股时间作出适当限制，可以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诉权，借此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是逼迫其他股东就范以达其个人目的。但是，究竟规定持股时间多长才符合中国国情，确实难以量化，《若干规定》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限制持股时间，而是将这一限制条件交给法院自由裁量。裁量的基本标准是防止少数股东以恶意为目的持有股票，并恶意对公司提出诉讼。

3.股民的特别规定。对于通过证券交易所炒股的股民，即使通过一定方式结合起来达到法定持股比例，也不能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因为这些股民只是在股票市场上炒股获利，并不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不存在与其他股东发生矛盾从而引起公司僵局的现实可能性，所以如其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应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解决，而不能结合其表决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

　　

　　被告资格的确定目前法律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主流观点三种：第一，公司和其他股东为共同被告;第二，公司为被告，其他股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三，股东为被告，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3]。对于公司的诉讼地位《若干规定》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公司在诉讼中只能作为被告，不能以其他的身份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若干规定》已经明确的是其不能作为被告，其或者以原告的身份参加诉讼，或者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对于在何时将其列为共同原告，何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若干规定》没有进一步明确。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倾向于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理由在于：解散公司诉讼虽然和其他的少数股东提起的诉讼，在判决效力的扩张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判决不仅对提起诉讼的股东有效，也对其他公司股东产生既判力。但解散公司诉讼和其他的少数股东提起的诉讼之间也有重大区别，表现在其他情况下诉讼之发生主要是由于公司管理人或者其他第三人侵害公司利益，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存在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而公司解散诉讼是由股东矛盾引起的，股东提起该诉的最终目的在于启动清算程序，对公司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财产进行清理分配，结束股东之间的合作。解散公司诉讼不仅在于终止公司的法律人格，更首先在于公司股东之间的合作的终结。“由于公司僵局纠纷既涉及股东之间、董事之间的矛盾，又关系到公司实体的存亡，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纠纷案件时，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列出;当事人未列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可以驳回起诉”[4]。有学者担心以公司被告时可能出现的特定诉讼人角色混同或者一手托两家的情况出现，即是说如果原告股东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诉讼中又要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公司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股东坚持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不辞去该项管理工作，表明其对公司的前景充满希望，此时其怎么会提起公司解散诉讼呢?即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由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代为诉讼的方法予以解决，极端情况下可以启动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程序予以解决。

　　

　　一般地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调解启动与否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端赖于当事人自愿。但公司解散诉讼涉及的不仅是公司法律上的人格存否、财产清算、债权清偿之问题，更涉及公司股东之间的良好社会关系能否恢复、公司职工的安置妥当与否等问题。即是说公司解散诉讼不仅有判决效力的扩张问题，而且还有判决效力的波及力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若干规定》第5条确立了公司解散诉讼中的着重调解原则：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着重调解不等于调解就是诉讼的前置程序。诉讼前置程序之设立是针对诉讼前的纠纷解决而言的，而公司解散诉讼中的调解则发生在诉讼中。同时对于明确不具有调解可能的公司解散诉讼中，审判人员可以直接启动法庭审理程序，并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判决[5];第二，不能调解解散公司。主要是因为其一，解散公司不仅涉及公司和原告股东，还涉及其他股东，这些股东可能参加诉讼，也可能没有参加诉讼。而解散将对之一体产生效力;其二，由股东通过特别决议解散的方式协议解散公司时，完全可以采用原告撤诉的方式实现终结诉讼的目的。而对于以后的公司解散则可以按照非诉讼解散的方式处理。第三，调解结案时应保护公司债权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为此法院必须依职权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加强调解中的国家干预。

　　

　　对之《若干规定》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司法解释也无针对性的内容。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理应当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根据《若干规定》列举的各项事由以及举证责任分配之追求的目标，笔者认为由被告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就解散事由之不具备承担举证责任更为科学。《若干规定》所列举的四项解散事由中，前三项原告虽能够举证，但被告举证更加容易;对第四项解散事由——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的举证，原告几近不能，而被告却能够较为容易完成举证。

　　

　　对于在确认了公司僵局的情况下的判决形式，《若干规定》没有进一步明确，学界目前有两种观点：其一，仅判决公司解散;其二，在判决公司解散的同时，责令股东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6]。多数人都持第一种观点，理由是：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公司解散的，应当由相关清算义务人组成清算组，逾期不成立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即是所只有债权人才可以申请法院清算，在法院认定公司僵局时，只能判决准许公司解散。对于要求对公司进行清算的诉请应予驳回。笔者认为，《公司法》的该条规定没有考虑到司法解散与清算的衔接问题，属于明显的立法漏洞。因为，对于法院判决强制解散的公司，因其股东之间的关系僵化以及公司事务陷入瘫痪，被告股东很少能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这样造成股东之间基本无法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如果股东无权请求法院清算，意味着取得胜诉判决的股东无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那么公司解散的判决将不具有可执行性。所以，法院在判决公司解散的同时，应责令股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

　　如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不能成立清算组，股东可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这样就将股东的诉权与执行申请权有机结合起来，司法解散和公司清算衔接起来，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公司僵局问题。考虑到股东严重分裂拒绝执行生效判决，法院指定清算组时即便责令股东为清算组成员，也难免因扯皮推诿再次陷入清算僵局之中。所以，法院在受理公司解散执行案件后，可以给被执行股东发出限期执行通知书，如期限届满全体股东仍未组成清算组，则说明公司僵局仍在延续，此时法院可以绕过股东，直接指定财产管理人，并从社会中介机构中聘任法律、经济等专业人士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