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便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H•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T•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19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20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古希腊哲学高度关注“自然(physis, φúσις)”与“风俗(nomos, νóμος)”之间的差异。法律支配的内容因地而异，然而“生而具者”却应该是处处相同的，这与后来的哲人们倾力追求的真理是一致的。上述习惯发展成为自然法的历史进步，通常被归功于斯多葛学派。这样的法律符合并体现了理性人对纯粹幸福的求索。这些理论在古罗马法学家之间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并且从此扮演了后世法理学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自然法有着异教起源，大量(并非全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仍然设法将自然法传统融入了基督教教义(毫无疑问，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对异教崇拜那可疑的虔诚，在这个收编过程中颇有帮助)。这些神学家中最为显赫的，乃是希坡主教奥古斯丁，他将自然法视为人类祖先堕落之前的状态;同时，返璞归真的生活不再可能，人类需要代之以求援于神圣法和上帝的恩典。在十二世纪，格拉提安将如上理论倒置了，认为自然与神圣法是等同的。托马斯·阿奎那恢复了自然法的独立地位，他声称，作为人类理智尽善尽美的结晶，自然法可以接近，但无法完全代表神圣法。

　　所有对人为法的评价，应以其与自然法的一致性为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习惯法在制定法律内容的时候，即以独特的方式采纳了这种观念。如此一来，自然法就不仅仅是以道德价值衡量不同法律的标准，并且还是确定法律主张的先决要素。

　　自然法本身具有实现人类幸福的目的性，因而其内容便由“什么构成了人类的幸福”这个概念决定——是现世的安乐(如斯多葛派主张的)抑或来世的救赎(如基督教主张的)呢?践行自然法的国家，被看作是领导其国民走向纯粹幸福的政治机构。

　　到了17世纪，自然法遭到了来自部分人群的义正词严的批判。托马斯·霍布斯独创了一套符合众人意志的自然法理论：何为众人所寻求的(指幸福)乃是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谈到他们惧怕的事物(例如凶杀)时，却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自然法反映并代表了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要求人们服从君主的支配。这意味着君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法的权威禁止实在法对它的申诉。杰里米·边沁关于这一论题的修缮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约翰·洛克将自然法融入了他的许多理论学说与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中描述“不可剥夺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时，亦引用了自然法理论，原文如下：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罗马天主教会将自然法理解为造化中无所不在的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A.D.)的影响，这种观点同时也通过萨拉曼卡学院(School of Salamanca)得以传播扩散。

　　该哲学系统认为人类是由躯体和精神组成的，并且物质的与非物质的(也许指灵魂)部分间紧密相连。按照这种理论，人类被描述为具备美德的物种。我们可以追求的这种美德，拥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生殖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普遍与寻常的，然而对真理与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却倾向于人类特有的才智。存在于我们躯体与精神之间那难解难分的联系，要求我们的行为不能仅仅受原始本能的影响，而更应该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之后，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将他的国际法奠基于自然法。特别他论海洋自由和正义战争理论的著作更是直接诉诸自然法。关于自然法本身，他写到：“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即使我们假设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他不关心世人之事，它都将保持其客观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 Prolegomeni XI)。这就是有名的“假设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论证，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连结于神学。

　　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或者)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90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法律解释主义(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语世界，罗纳德·德沃金对它的捍卫是十分著名的)坚持要有一个区别于自然法或实证主义的立场。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国人的习惯法发展史上，据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议会与君主政治的斗争中，议会方面时常从英国基本法中引经据典，而英国基本法有史以来便蕴含了自然法的精神，并且对于君主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国《权利法案》和美国《独立宣言》中表露无遗，此外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法理学家斯波纳也对自然法做了明确表述。

　　自然法体系如今正经历着一场蜕变(如同法律实证主义那样)。许多美国哲学家，包括吉麦恩·戈瑞塞斯、约翰·芬尼斯、罗伯特·P·乔治，以及加拿大哲学家约瑟夫·波义耳，都已经创立了一套引人瞩目的，这一宝贵传统的崭新注解。在功利主义与康德哲学之外，自然法学说浸润着道德标准，也是分析哲学中第一原理伦理学说的时兴选择。“新自然法”理论正如它有时被理解的那样，是起源于戈瑞塞斯的理论，它集中关注“基本人类财产”，例如生命(这样的财产具有“不证自明”的固有价值)，以及这些财产显示出的，与其他事物不可比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