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指关于夫妻财产所有权问题的法律制度，涉及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财产的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又称“婚姻财产制”。学理上，以产生的原因不同，将之分为普通的夫妻财产制与非常的夫妻财产制。前者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按普通情形所定的制度。后者是当夫妻有财产或精神上的特别原因时，因法律规定或法院宣告而发生的制度。普通夫妻财产制又包括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两种，前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只有在夫妻双方无约定或约定无效时，才适用法定财产制。大多数国家则采法定制和约定制并存的双轨制。

　　夫妻财产制(包括法定财产制及法律限定的约定财产制)的类型，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在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前期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大多实行“吸收财产制”。其内容是，除夫的财产为其本人专有外，妻子携入的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及用益权皆归属于夫;只在个别情况下，夫应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将妻的婚前财产返还。它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夫妻一体主义”的产物，与妻的人格被夫的人格所吸收相一致。

　　(2)近代的夫妻财产制。早期资本主义法律曾采用“统一财产制”。其内容是妻将婚前财产的产权交夫统一享有，仅保留返还请求权;婚姻关系终止时，夫应将妻的婚前财产或其折价金额返还给妻或妻的继承人。它较前一种财产制有明显的进步，但仅因婚姻就将妻对婚前财产的所有权转变为对夫的债权，不利于对妻财产权的保护，仍带有浓厚的夫权色彩。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它作为约定财产制的一种，其后的立法已不采这一制度。

　　(3)20世纪以来的夫妻财产制。

　　前期主要有三种：

　　一是联合财产制(参见“联合财产制”)。

　　二是分别财产制(参见“分别财产制”)。

　　三是共同财产制(参见“共同财产制”)。

　　在夫妻财产制中，吸收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为决定财产归属的财产制;联合财产制是以管理权为准则的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则兼有两种特性。其中，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又各有其优势：分别财产制充分肯定了已婚妇女的个人财产权，就反对夫权而言具有积极意义。共同财产制强调夫妻作为共同生活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会创造出共同财产的这一特性，肯定夫妻各方对共同增值财产的平等所有权。

　　另外，在各国法律中又先后出现了共同财产制与分别财产制相结合的三种新型夫妻财产制：一为延期的共同制，又称“配偶应有分权制”或“婚权财产制”。

　　它将夫妻财产分为配偶(应有分)财产与特有财产。前者是应有分权的标的(对象);后者包括夫妻双方约定的财产、赠与人或遗嘱人特别指定为一方特有的赠与物或遗赠物、性质上应属于特有财产的物三类。婚姻期间，配偶一方非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配偶财产，这些财产包括不动产、共同家用器具、各自的工作工具、供未成年子女使用的动产等。婚姻终结时，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对上述配偶财产进行分割。中国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实行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和夫妻特有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作有详细的规定。同时，各国由于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在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中又各不相同。夫妻财产制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就当代的夫妻财产制度而言，有着多种形式。对其从不同角度可作以下分类：

　　1、从各国关于夫妻财产的立法形式来划分，有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种类型。

　　(1)法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形式。具体说，即指在夫妻婚前或婚后均未就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约定，或所作约定无效时，依法律规定而直接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传统习惯不同，各自规定的直接适用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日本采用分别财产制作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我国台湾地区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等。

　　(2)约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的。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双方以协议的方式确定使用的财产制的形式。现今，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夫妻缔结财产契约，如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效力。

　　2、按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可分为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与妆怒制。在各国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中，它们有的被作为法定财产制直接适用，有的被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适用。

　　(1)统一财产制，是建立在夫妻一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财产制。即指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原有财产估定价额，转归其夫所有，妻保有对估价金额的返还请求权。这种财产制带有浓厚夫权主义色彩，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所采用，如1804年《拿破仑法典》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予以规定。现今瑞士民法将其附加规定在联合财产制中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

　　(2)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财产联合一起由夫管理。这种制度从夫妻别体主义出发，已开始注重妇女权益、讲究男女平等。瑞士民法典中称之为夫妻财产合并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采用其为法定财产制。

　　(3)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后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夫妻共同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婚姻终止时加以分割的财产制度。依共有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动产及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剩余共同制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分别采用，如我国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列为约定财产制等。

　　(4)分别财产制，是夫妻独立财产制。即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该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将其财产以契约形式交另一方管理，也不排斥双方有共同财产。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及大陆法系的少数国家如日本，以此制为法定财产制;也有部分国家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

　　(5)妆怒制，是关于怒产的提供、所有、管理、处分、收益及返还等的法律制度。妆怒又称嫁资，即妇女因结婚而陪嫁到夫家的财产。妆怒制影响深远，近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巴西、意大利等，曾经或仍在法律中规定妆怒制。

　　3、按夫妻财产制的适用情况不同，对夫妻法定财产制可作通常法定财产制与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分类。

　　(1)通常法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双方无约定时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大多数国家的法定财产制即属此类，我国的《婚姻法》中就有此类法定财制的规定，见其第19条第1款规定。

　　(2)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该制度是对通常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是一般共同制;1980年《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且允许夫妻财产可自由约定，也就是说：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是法定制与约定制的结合。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即依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出的规定，有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这也是我国婚姻法学界对夫妻财产制的分类。

　　1、共同财产制，在我国专指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夫妻关系缔结后，双方或一方所得财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共有权，构成共同共有的财产所有权关系。该制度内容上淡化了夫妻双方作为单独个体的权利，但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本质关系。所以，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角度及我国民族特色、传统观念;现行婚姻法仍以其作为夫妻财产制的基础。《婚姻法》修改时期，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有77.1%的人同意上述规定。

　　2、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指对专属于夫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制度。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夫妻共有，又称夫妻特有财产制。凡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一般来说应该由其本人管理、使用和收益;在离婚时仍归个人所有，不予分割;在财产所有人死亡时即作为个人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它是我国2001年对《婚姻法》修改时新增设的一项夫妻财产制度。

　　3、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依照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只要约定合法，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约定财产制是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强调财产所有者独立的支配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扩大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加强了约定财产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夫妻婚前婚后的财产日益丰富，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已不足以调适日益变化的夫妻财产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的需要，夫妻财产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完善。因此，2001年的新《婚姻法》在综合原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婚姻法修正案反馈的意见及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使其相关规定更具体全面且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形成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1、明确了共有财产范围，完善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权，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在夫妻共有财产上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简单化、平均化倾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日益丰富多样化，该规定的弊端也显现。即对共有财产范围规定的不明确，使之与个人财产的界限也不明确，进而忽视了夫妻一方的独立性，无法满足各自权益要求。而新《婚姻法》第17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该规定在婚姻家庭立法上有重大进步。它以列举式和概括性规定具体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且明确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属于共同财产的条件，即解决了其既得利益的规属问题。此项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使其作为我国法定财产制的主导地位不变。

　　2、明确界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了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我国1950年《婚姻法》均未设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但在19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中可推定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归其个人所有，且对婚后财产可约定为个人所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明确规定“专属个人专有的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再次承认夫妻双方的某些财产为其特有财产。新《婚姻法》将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正式规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该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而且，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属夫妻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这就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利用婚姻谋取不当利益。可见，新《婚姻法》满足了个人特殊经济生活要求，划定了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夫妻财产权益纠纷;它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了。

　　3、补充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在我国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的正式确立，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出台，原是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人们对财产制的要求，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最终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及第三人权益。但该法中的规定过于自由宽泛，使得法律适用不当、立法本意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婚姻法》趋利避害对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单列一条进行专门具体规定，即第19条。在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范围为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约定的种类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和部分共同、部分特有;约定的效力及于夫妻双方，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约定的方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还作了救济措施规定，即无约定或约定无效适用法定。这样一来，夫妻处理财产的自主权利得到尊重，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权益也得到了维护，也防止了夫妻间订立不公平财产协议。

　　4、完善了离婚时夫妻各方财产权益的保护。

　　新《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考虑了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作出了特别规定即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在我国，农民大多数以土地为重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而在农村，离婚后的习俗是女方离家且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大多如此，赘婿例外)。她在娘家没有土地耕种，前夫家有其地却种不得。长期以来，此处的妇女权益即为法律真空地带，无明确规定也就不受保护。新《婚姻法》此番作出了明文规定使人们有法可依，使夫妻离婚后各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新《婚姻法》增设的“救济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中，更把对夫妻一方财产权益的保护延至了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上;且赋予了各方在离婚后维护各自财产权益的诉讼救济权利。即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所述，足见新《婚姻法》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极尽所能，可谓面面俱到。

　　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在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对我们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归纳了以下几点：

　　1、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制度的明确具体规定，有利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其实务性更强。该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内容的充实，个人特有财产的界定以及约定财产制的明确;都使法官在解决夫妻财产纠纷的法律实务中有法可依，也限定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了法律适用的争议。

　　2、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全面规定，健全了法制，更有力地体现了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该法第39条、第47条的规定中，把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范延至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财产权益的保障。这使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离婚夫妻的财产分割中得到实现，且对依法判决后受损方财产权益的维护给予了诉讼补救，完善了诉讼法制。

　　3、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有力地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保障了婚姻缔结长久。该法对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规定就，有效遏制了生活中以婚姻谋取他人财富的不正之风，保证了婚姻缔结的纯洁，有利于夫妻关系稳固长久。该法的司法解释(一)中对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否定，满足了个人财产权利的独立要求，也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

　　4、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因为，该法完善的夫妻财产制度融入了民主意识，充分尊重了个体的独立权利，使意思自治得到较好体现;同时，这也保证了社会交易安全，维护了第三者合法权益。这都是在该法的第19条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得到证实的。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使得新形势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有了较合理的规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任何法制的建立、健全都有其局限性，并非十全十美、包罗万象，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同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尚无法解决一切有关夫妻财产的社会问题，即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法制体系，某些规定不够全面严谨。现在看来，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夫妻财产关系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及第三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应该有一个通则性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通则性一般规定，体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陈苇认为，它应该涵盖夫妻对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间财产的知情权、夫妻间造成财产侵权的救济及日常生活债务的承担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而我国新《婚姻法》在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时，却没有对夫妻财产关系作出通则性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不足之处。

　　新《婚姻法》可看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实行法定与约定相结合的双轨制。而由第17条和第18条又可知，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包括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是主流，处主导地位)与个人特有财产制。虽然，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增设了个人特有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对法定财产制有了较好完善;但仍有不足之处。

　　1、未对夫妻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增植的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我之所以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发不足;是因为婚前财产的此种孳息与增值，它们既是婚前财产的添附又是夫妻的婚后所得，对其性质认定及归属问题争议较大，不利于夫妻和睦、交易安全。特别是像股权、股票之类的婚前财产的增值的归属，它们的产生需夫妻的经营，若得到对方管理，其归属认定更必要，否则，易有财产纠纷、争议。有的认为，原有财产(即婚前财产)的孳息为共同财产，特有财产的孳息仍为特有财产。而依新《婚姻法》第18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为个人特有财产。上述主张即为婚前财产孳息为个人特有财产。还有的认为，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限制，婚前财产在婚后所生的孳息虽仍由原物所有人收取，但这些孳息的所有权归属于夫妻双方而不仅仅归属于原物所有人个人。也就是婚前财产的孳息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法官判决依据不足就易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服，判决难以执行且有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机会。所以，此处法律漏洞应予弥补，作出明确规定，让人们有法可依。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归属问题，在新《婚姻法》中未予明确规定。这对夫妻离婚时分割财产意义重大，若存有争议却无法规可依就又形成法律空白。在新《婚姻法》中第17条把知识产权的既得利益归为夫妻共同所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财产权与取得实际经济利益有时并不同步，其财产期待利益到底有多大在离婚时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进行研究的投入往往包括大量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后所得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离婚时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夫妻他方予以适当的照顾”。这就是说，该知识产权的财产利益期待权归夫妻一方所有。该规定与婚姻法的精神相抵触，《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它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依据，而不以实际取得为依据。那么，夫妻一方婚内所形成的未取得财产利益的知识产权，也就不仅是一方的财产。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弱者或牺牲较大一方。

　　3、新《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对夫妻关于共同财产管理权的规定步甚明确。虽然，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对“平等的处理权”作出了解释。但它仍未明确“处理权”的内容，亦未设立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没有具体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夫妻对财产的处理就具有很大随意性，不利于保护另一方的财产权及第三者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4、对法定财产制的规定不够严密。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17条和第18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1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第18条第5款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款都为口袋型条款，都可作扩张性解释;且二者作为概括性规定相互冲突，从而导致法官对列举之外的新型财产如何处理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指向。这样就易引起适用法律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就造成裁判的不一致，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统一。

　　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但约定财产制的立法表述在实践中还存有欠缺，许多方面还不全面、不明确，没有形成系统的体制。

　　1、对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新《婚姻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约定时间，世界各国基本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如《瑞士民法典》第182条规定“婚姻契约可在婚前或婚后缔结”;法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的七月应在结婚前订立”，婚后对财产契约的变更只有在经判决确认后有效力。而《日本民法典》则不允许婚后约定，该法第75条规定在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但我国新《婚姻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推定夫妻双方“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但却失去了法律应有的严谨性。。

　　2、新《婚姻法》对约定成立的条件未作出规定。新《婚姻法》规定了约定的几种情形却未规定成立条件，不得不说这是起立法的不完善。任何合同、契约都应有其成立的要求，不然难以适用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就对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作有规定，某种具体合同又有不同成立条件要求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也可说是一项契约，自然应有其成立的条件对起生效予以规范。就其成立条件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约定主体。约定财产制中的财产约定只能是夫妻双方就其财产所订的协议，这是特定主体之间的财产契约关系，其人身性极强;所以，必须由婚姻当事人亲自订立，且具有缔约能力。其次，就是约定的原则，即约定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婚姻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作出财产约定，且意思表示真实的，对约定不可附以不合理的条件，如以不结婚或离婚相要挟订立财产协议自始无效。任何一方不得以欺骗、胁迫手段将个人意志加于另一方;明显对一方不利的显失公平的约定无效;因一方重大误解而作出的约定也无效。这才有利于维护夫妻合法财产权益。第三，约定应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所作约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合法利益。

　　3、对约定的对外效力规定不严谨，约定的确认程序缺乏。新《婚姻法》未作出约定的确认程序规定，也就使约定缺乏公信力。约定虽为夫妻之间对财产作出的协议，但它关系第三人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为二人合意，若无公示确认即可作任意解释;第三人不知情，其权益难以保障。还有，就是新《婚姻法》虽规定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约定不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一纸书面约定很容易被毁的，第三人善意与否也难知，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难度大。这就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伙侵害夫妻另一方权益提供了法律空隙，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所以，新《婚姻法》的约定财产制立法不完善。应对约定的确认程序予以规定，这也明确了约定的对外效力。夫妻约定应予以公示，这才能对抗第三人，也遏制了夫妻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目前，我国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问题上，主要有登记、公证和律师见证三种主张。

　　4、财产约定既为契约，就应有变更、撤销等一系列相关程序。而我国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也就意味着法律不禁止。但从维护财产约定的严肃性出发，应对当事人的此项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不可如此放任。没有义务何来权利，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新《婚姻法》此处不足，即为没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可变更或撤销;更没对当事人变更或撤销约定时加以限制规定，如原则、程序等内容的规定。

　　从夫妻财产制的定义中，我们知道夫妻财产制度也包括有关夫妻债务清偿问题的规定。那么，新《婚姻法》中就应对债权人合法利益作出保护措施。可是，纵观新《婚姻法》只在其第19条第3款、第41条中对夫妻债务有所规定，而这两个条款对债权人的保护是不利的，出现了立法的不足。

　　1、新《婚姻法》对夫妻个人债务的承担没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如何清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19条第3款中仅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各自所有时，各自所负债务，他人知道约定的，各自清偿。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对债权人而言利益难于得到保护。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仍占大多数，夫妻个人财产仍然有限，而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离婚或一方死亡时才能分割，变成个人财产。这样，在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无法偿还个人债务时，虽然另有夫妻共同财产，但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下去，债权人就无法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这显然不合情理。然而，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却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许从第19条第3款中可推定出该依据，但毕竟没有具体规定，从而成为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

　　2、新《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虽然，新《婚姻法》第41条中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却并未明确夫妻的清偿责任如何，况且它只针对夫妻解除婚姻关系时;并未提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清偿作何处理，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如何解决。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特别是夫妻婚姻关系一直存续下来，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时。还有，若夫妻恶意串通财产约定或假离婚规避共同债务时，对债权人的更难以保障。

　　3、新《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以及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作出判决的效力能否及于债权人未作规定;也就对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存在隐患。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其中任何一方均可在诉讼中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维护自己各项权益，当然包括财产利益。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虽可提起民事诉讼成为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却不能成为离婚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也不能成为其诉讼参与人，因此无法在离婚案件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况且，在离婚诉讼中由于许多原因，夫妻共同债务常处于难以确定状态。一方面，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是相对立的当事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有无、多少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夫妻作为共同债务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与债权人是利益对立的饿双方。在与债权人存有争议的情形下，如允许夫妻对共同债务进行协议或法院进行判决，势必涉及债权人的实体利益，而债权人却无法行使抗辩权。其结果是承担债务一方无力偿还或死亡时，就会出现原夫妻另一方据这种不完整的法律规定，以债务的承担已由原夫妻协议或法院作出的判决为免责事由，主张只协议或判决书规定承担部分夫妻共同债务或根本不承担债务;从而使债权人繁荣债权落空或难以实现，损害债权人利益。造成上述情形，既是对协议或判决效力的不明确的原因，也可说是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不明确的后果。

　　在此所说的特殊时期财产，其实是指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新《婚姻法》规定，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于结婚，终于配偶死亡或离婚。夫妻分居期间，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其财产性质的认定，依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说明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财产，我国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性质未作特别调整。新《婚姻法》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它忽略了这类财产的特殊性质。夫妻分居解除了夫妻同居的义务，夫妻间的经济联系也减少;若仍把夫妻收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已不合理。且新《婚姻法》把分居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定事由，只要满一定期限。那么，我们就应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应的也应对此期间的债务承担问题作出规定。如此以来，可谓是对法定财产制的例外规定，也就是我国《婚姻法》中须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就上述所发现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立法建议。

　　法律应规定夫妻有维持家庭的责任，夫妻双方有以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负担家庭生活费用的义务;还应规定夫妻间有财产及债务知情权，特别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情况，双方应相互告知;还要规定夫妻应正确行使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一方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夫妻共同财产或他方个人财产损失的，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应规定夫妻就以上规定发生纠纷的，双方有申请调解或诉讼的权利。

　　1、对夫妻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的归属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学者有许多主张。有位学者主张，由于我国的婚前财产是包括在个人特有财产中，而没有列为单独的一个种类;因此，对孳息的归属不应按婚前财产与特有财产来区分，而应按孳息的性质来区别对待。同意此种观点，对属消费性的天然孳息，如果实、粮食等应以属共同财产为益;不需投入时间精力的法定孳息，如利息等应为个人财产;而对双方都投入了时间精力后所取得的孳息，则属共同财产。换言之，就是无论天然或法定孳息，应以双方是否投入了时间与精力来区分;投入了的属于共同财产，没有投入的仍属个人财产。简而言之，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若另一方付出了时间精力的，视为共同财产;另一方未付出的，则为个人特有财产。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作品，离婚时其知识产权经济收益尚未实现的，法律应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由于该财产权与实际收益具有不同步性，法律还应作出可操作性规定：夫妻离婚时，对该期待利益要进行评估，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补偿;难以评估的，则留待知识产权经济利益实现后原夫妻再行分割。

　　3、法律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新《婚姻法》应增加以下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一方在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夫妻双方应协商一致;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另一方有善意维护的义务，且双方间可委托管理并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

　　4、对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规定加以完善。即取消新《婚姻法》第18条第5项的规定，把第19条第1款改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规定”。也就是，改第17条中第1款第5项的规定以限制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其它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或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无证据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样一来，即避免了适用法律的混乱。

　　1、新《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而且，婚前约定的，婚姻成立时生效;婚后约定的，协议达成时即生效。这样一来，就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在约定时间方面作了完善。

　　2、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应规定约定成立的条件。即规定：夫妻的财产约定必须由本人签订，并且夫妻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内容不得违反法规和社会公俗，不得恶意逃避夫妻个人债务或共同债务;约定的签订双方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约定若违背以上任一项，应视为自始无效。

　　3、增强约定的效力，应对约定予以确认。法律中应规定：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财产清单和协议，进行登记备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应当到公证机关公证;夫妻以上的财产协议和清单可以公开，第三人可履行一定手续后查看。这样一来，夫妻的财产约定就取得了对外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了。当然，夫妻一方与他人交易时，应诚信告知他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未尽告知义务而给他人或夫妻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赔偿及补偿。

　　4、既有约定的订立，就要完善其变更、撤销程序。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夫妻可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夫妻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撤销婚前所订财产约定的，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变更或撤销婚后所订财产约定的，须到原公证机关进行再次公证;违反上述规定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的，视为没有变更或撤销。如此以来，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可说体系完整了。

　　1、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个人债务由夫妻个人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须偿还的个人债务，夫妻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夫妻须协商以共同财产偿还，而后另一方有权追偿。这就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2、新《婚姻法》中应明确提出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负有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以夫妻一方个人特有财产先予偿还，而后由其向另一方追偿;上述规定适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时及解除夫妻关系时。

　　3、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及法院对夫妻承担债务所作的判决仅对夫妻双方有效，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债权人)。也就是说，法律应规定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可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其任一方都有清偿义务;但他可在清偿后以分担协议或法院判决及清偿证明向另一方主张债权，进行追偿。这也是实现夫妻债务连带清偿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其效力的伸展。

　　(五)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就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及债务问题作出的考量。分居期间本也是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期间财产、债务问题无明确规定理应有法定财产制规范。但由前所述，鉴于其特殊性，我主张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对这一特殊时期的财产、债务问题加以规范。其内容有夫妻分居其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各方所有，而其间夫妻各方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由各自承担，法律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上全文，就是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认知及见解。其中，不乏有对众多学者理论的参悟。学艺未精，理论修养有待提升;所作的立法建议也就不怎么具体，仅作出粗略的概述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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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东南学术》2001年第2期

　　11、《当代法学》2002年第6期，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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